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对“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”作出重要部署，其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“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”。2024年7月，国务院发布《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五年行动计划》），对未来五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、重点任务、政策措施和组织实施等作出部署。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，能够通过经济增长、改善民生等促进高质量发展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内生动力。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 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在现代化进程中，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。《决定》强调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推进新型城镇化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让有条件进城的农民进得顺畅安心。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，既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，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。  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重要途径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。做好新时代的“三农”工作，必须将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，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。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，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，汲取营养、择善而用。”法典是中华法系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，法典化是中华法系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纂法典的传统，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立法成就。对中华法系法典编纂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能为当前推进法典编纂工作提供历史镜鉴。统一法制、定国安邦的编纂理念  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“六合同风、四海一家”的大一统传统，这一传统不仅涉及中央集权、政治版图、思想文化等诸方面，也包含法律制度方面的大一统。法乃国政之基，民命所系，法典本身即昭示着法律制度上的统一。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文法典《泰始律》为例，其修订的直接动因，就是为了解决前代律令繁杂、缺乏统一适用标准等困境，由此实现政权范围内的法制统一。  同时，法典编纂还寄托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景。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，法典编纂被历代统治者赋予高度政治意义。据《旧唐书》载，唐高祖下诏制定《武德律》：“朕膺期受箓，宁济区宇，永言至治，兴寐为劳。补千年之坠典，拯百王之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建设同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，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。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和法律服务、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”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涉外法治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，应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，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涉外法治同对外开放相伴而行 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，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。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，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”。这一重要论述，深刻阐明了法治建设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，揭示了涉外法治建设在对外开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大战略意义。  一方面，法治既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，也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关键基础。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多边合作面临挑战的背景下，坚持以法治为基础推进对外开放，是我国构建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核心路径。法治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。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化

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。“因地制宜”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区域国土空间的逻辑联系与内在规律，为各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。各地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科研条件等，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发展，从实际出发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。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以辩证思维科学地看待新质生产力，是各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与前提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。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，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、生产力发展路径，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特征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。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，以劳动者、劳动资料、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，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，特点是创新，关键在质优，本质是先进生产力。要以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深刻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。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有很多，但最主要的是科技创新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、落脚于人。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、多层次、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，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，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、幸福感。”这一重要论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，为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，筑牢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提供了根本遵循，指明了前进方向。“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、落脚于人”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  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，文化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化和形象化。文化建设是以人化文与以文化人的一体化实践过程。  一方面，文化是人创造的。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过程中，创造出语言、文字、宗教、艺术、科学等，产生了风俗习惯、行为方式、社会结构、价值观念等，逐步形成了不同时期、地域、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，“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，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。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。通过这种生产，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”。另一方面，文化造就了人。文化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成果，具有培养人、丰富人、提高人的功能，人们通过不断发掘和利用一切优秀思想文化

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强调：“新时代新征程，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统，牢记政治责任，坚持党的领导、统一战线、协商民主有机结合，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、凝聚共识、凝聚智慧、凝聚力量。”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对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作出重要部署。新征程上，我们要积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，让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、凝聚共识、凝聚智慧、凝聚力量。　　健全深度协商互动、意见充分表达、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健全深度协商互动、意见充分表达、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，完善协商工作规则，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，真正通过协商出办法、出共识、出感情、出团结。”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，协商议政是其重要职责。做好协商议政工作，就要健全深度协商互动、意见充分表达、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发扬民主，让各方面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，防止协商走

“青年者，国家之魂。”作为社会上最富活力、最具创造力的群体，青年的理想信念、精神状态、综合素质，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青年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中一项战略性工作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要倾注极大热忱研究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，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，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、青年工作的热心人、青年群众的引路人。”我们应深刻认识新时代青年成长发展特点，以扎实的青年工作推动青年成才立业，引导他们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。  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，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抓实抓好。共青团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。新时代共青团要顺应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，坚持为党育人根本职责，聚焦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的目标方向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敢于刀刃向内，严于管团治团，进一步全面深化自身改革，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，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，始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，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。当前，青年一代依然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，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：“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，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。”效能指事物所具有的功能，不仅包括工作或行为的效率和效果，也包含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。在国际传播领域，效能不仅指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，还包括传播内容的说服力、情感感染力以及文化共鸣能力。而在这些维度中，话语和叙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话语是信息传递的工具，决定了信息能否被有效接收和理解；叙事则是信息传递的结构，决定了信息能否引起受众的兴趣和共鸣。因此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，对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至关重要。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内涵  “话语”是“运用中的语言”和“谈话的内容”，既是文化外化的重要表现形式，也是一种权力结构，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价值立场。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结合中国历史、文化与社会价值观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框架，才能真正实现国际传播的价值引领和有效渗透。  “叙事”是叙述事情、讲述故事，其关键在于通过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，促进受众对叙事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内在认同。叙事体系不仅是信息传递手段，也是展示国家发展道路、阐释国家战略意图的文化表达方式。构建叙事体系，不仅重在讲好中国